陈甦教授在“法治社会与法学教育”研讨会上的讲话

陈甦教授在“法治社会与法学教育”研讨会上的讲话

(陈甦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法学所和国际法所。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也对各位校友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注、支持法学所和国际法所表示衷心的感谢。刚刚我说我也是代表国际法所,因为我现在是它的代所长,其实莫纪宏老师也是国际法所“待”所长。我是代理的“代”,他是等待的“待”。大家看一下,今天参加法治社会与法学教育研讨会的,有我们的陈泽宪老所长,还有李林老所长,他们都来参加了。另外还有陈国平书记,刚才席老师已经说了,他感冒了,确实是这样,昨天他参加社科论坛的时候,症状就已经比较明显,可他仍然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后来不行了,我说你赶快回去。本来他说今天好一点了,要来参加,目前看来他确实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最近北京的空气不是太好,得病的人也比较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我们所里面,所有的老师对法学教育都是十分重视,并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像我们泽宪所长,当年在开展法硕教育的时候,他是党总支书记,通过他,我们发展了许多的优秀的学生党员,在思想工作方面他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泽宪所长对我们的法学教育是非常的关心,退职之后,他今天仍然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议。

法学教育是我们的职责之一,但我们关心它并为之付出努力,却不仅是出于职责,还包含了我们作为一个法学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对法治建设的期待,它是一种理想,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刚才泽宪所长对我们讲的三大财富,概括得非常精辟,既有学理,又有激情。我知道在为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师放弃了发挥个人才能的时间、精力,而是全部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包括教学工作当中。像我们的泽宪所长,如果他要下围棋的话,那也是国手水平,摄影也是国手,旅游也是国手,有人说旅游怎么也是国手,人家泽宪所长每次要是想去旅游,都是要拟定好主题的,不是像我们一样瞎走,或者看着人家走就走。所以泽宪所长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说到文学,估计他写诗也是国手,哪天我让他给我看一看。从今天他的讲话其实也体现出来。这说明,我们在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时,真的是有一种长期的、对一个行当充分的热爱,这种热爱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门学科,有着学术上的吸引力;不仅是从推进我们研究,增长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才能,这样一个个人发展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它还是对法治和法学的热爱,以及对他们将来的发展、进步和繁荣的信心。

刚才泽宪所长谈到了很多法学所在历史上对法学的贡献,确实如此,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除了刚才泽宪所长复述的我们上次开会院领导提出的那两组数据之外,这次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要推出改革先锋人物,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推选,在我们整个社科院只推出一位,这一位就是王家福老师。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科院这么大,涉及的学科也这么多,但是推出的改革先锋代表人物,是我们搞制度建设的,是我们王家福老师。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从我们两个所来讲,这是对我们为学科做出的贡献的认可。并且我们也认为,在我们全院四十年来,家福老师作为一个社科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做一个改革先锋,是当之无愧的。仔细回想一下,改革初期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时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头,全国第一个关于人治与法治的研讨会就是在这开的,当时这屋子很破烂、很灰暗,门窗都关不紧,开会的时候风沙都能吹进来,但是那些老先生们,不像现在我们还有件西服穿,那个时候穿衣服都还带补丁,他们在讨论人治和法治问题。还确立了以后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念,即法治才具有正当性。如今我们都习以为常的时候,当时的老先生们、学术前辈们,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决断,在当时多么不容易,除了他们有学术上的睿智之外,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勇敢,他们也是做不到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民法与经济法的论战、人权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讨论,一直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方略性概念的提出,都与这间屋子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来讨论法治社会与法治教育的时候,我希望诸位能感受到在我们这个屋子里的历史氛围。

刚才泽宪所长说了,我们对同学们关心所里、支持所里都非常感谢,如果是同学们直接做出一些贡献,以及见见老师、参加会议,在精神的和物质的各个方面的,都是我们感谢的内容。但最重要的感谢,还是泽宪所长说的,是对法治精神的一以贯之、对所训“正直精邃”的不懈坚持,还有我们以桃李满天下的方式,造就的更为紧密的法律人的共同体,大家为这一切做的贡献,是更值得我们感谢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校友走在社会上,他们的集合性表现,都是对我们法学所、国际法所工作的支持,对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法律专业、法学专业的支持,对我们所努力的事业——法治建设、法治进步、法学繁荣和法学发展的支持。在这里我分享一个我们过去的经历,当时我和泽宪所长都是在场的,有别的学科或不同的人说,当前法学领域西化严重,是意识形态重灾区,法学家如何如何,话很不好听,给学界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们就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请诸位设想一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在中国法治史上、世界法治史上都是前所未有,那么这个成就是哪里来的,是得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才能推动实现这个成就,当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个基本的大政方针起了重要作用,但仍然要有两个物质性因素的支持作用。第一个要“人”,没有“人”哪有法治建设;第二个要有“知识”,没有知识哪有法治建设,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当中,这个“人”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怎么培养的?这个知识是怎么积累的?怎么扩展的?怎么应用的?这些都是法学教育造就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学教育,哪来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就,如果说我们的法学教育西化严重,还是意识形态重灾区,那么这个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成就,他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面蹦出来的,显然都不是。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个说法在理论上是有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我也可以扣他一个帽子,污蔑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

但是这样的一个证明不仅仅要靠我们的思辩、我们的论断,还要靠各位的努力,各位在这个事业上,无论你是直接从事与法治有关的专业、事业或者从事法治建设之外的工作或事业,你们要是能够秉持法治的信念,坚持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信任,对中国的法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那么这就是我们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事业取得成就的最好的证明,因为你们的努力,会不断的强化这个证明。所以,我们作为你们的同行和师长,会深深的感谢你们,我希望你们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为我们的法治建设,为我们的法学教育,也为我们法学系的发展做出你们的贡献,而且你们的贡献,不仅是在你们拿到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之前,更是在这之后的、永远的一个事情。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编辑:阳馨兰